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
其二，两汉至清朝，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礼的世俗化使礼所调整的方面也趋于扩大化。
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得周公所制定的确认贵族等级秩序的礼仪与礼制退出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殿堂而逐渐世俗化。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39]朱熹对此也曾经有过论证，说：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13]周公制礼作乐最为史书所称道，是西周建立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大经大法，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27]关于礼乐政刑的相互关系，《史记·乐记》做出了详细的经典性的论证：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
另见《汉书·贾谊传》[25]《后汉书·陈宠传》。礼乐虽有治世之功，但它或是从正面的设范立制，或者焕发人们内在美好的情操，但如无强制性的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如果政府随意征用土地并且不给被征用者合理公正的补偿，就会使社会主体失去安全感，不能使他们放心地进行投资和生产，同时也会增加兴建公共设施的阻力和难度。
除了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补偿，有关征收之争讼，由普通法院审批之。【关键词】土地征收权。{1}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滥用征地权力、违法征地、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屡禁不止。当议会确认土地的使用目的是有利于公众利益后，用地部门可以依法获得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
国家在需要征用土地时，必须向土地权利人告知国家征地意图。但是，这一规定在1999被废后，征地补偿标准的争议是否接受司法审查又处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的境地。
政府在征地时应该照顾农村的发展，平衡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不能通过赤裸裸地牺牲农民利益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来推进城市的发展。在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的制度安排方面，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土地持有者有参与征地过程的权利。{2}407日本1951年颁布的《土地收用法》明确规定，从公共利益出发可以征收所需土地。因此，为了合理配置我国的土地资源，引导、规范和控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对土地征收权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且经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发展项目。[1]经过2004年修正后，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英国的土地征收程序由征收申请、征收核准、补偿的议定或裁决、让与合同的订立与补偿给付构成。土地征收权是附条件的公权力，这个前提就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4}屈奇．土地征收活动中如何保护私权[J]．当代经济，2005，（1）。特别在下列的情形下，可予征收：（1）为建造或改建供健康、卫生等医疗作用之设施。
在强制征地程序的设置方面，有关大臣将主持一个公开的调查会，听取各方对动用强制征地权的意见，并指定一位独立督察员进行评估。同时，《土地管理法》还规定，征地的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这往往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国要借鉴西方国家征地制度的经验，要通过权力制约、义务制约和程序制约，来控制国家土地征收权，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引导、规范和控制城市化的进程。凡是依照《城市规划法》、《河川法》和《港湾法》进行的道路建设、水库、堤防等防洪设施的建设、港湾建设等，均属于公共利益范畴，为此目的征收土地具有合法性。显而易见，国家出于公共目的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会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使用权价值上升。[2]显然，宪法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征地的目的，并以此来限制征地权的滥用。[14]如果农民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合理公正补偿之原则下参与补偿方式和数额的确定，那么可以符合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征地补偿总额应该等同于一笔与被征土地等值的资产，其年度性收益能够永久地满足被征地农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不仅要补偿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而且要考虑补偿被征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征地管理费由市县及市县以上政府拥有。
《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土地承包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提出意见的权利。有的还建立了专门的土地裁判所，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征地的合法性、征地补偿纠纷进行初步的司法审查，有关当事人或利益关系人裁判不服时，可以向法院提起审查的要求，由法院作出判决。
由于土地征收权没有得到有效的程序制约，因而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并不是一个高效益的制度。在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地补偿协议的达成方面，许多国家都规定被征地者、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有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和申诉权。
故而，不能单纯地将土地征收权看成是不受宪法和法律制约的主权性权力，而应该视为受土地权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补偿请求权、商议权、申诉权制约的权力，是受公共利益之目的、公平补偿义务制约的权力。[15]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诉讼。规划可能影响到一个公民或组织的生存方式和经营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发展权利。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经济组织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中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自20世纪中期开始，英国行政部门为履行法定职责，经内阁批准后有征收土地的决定权，但必须遵守议会法案规定的程序。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无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承包关系的实质，规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给乡村基层组织通过参与征地、谋取土地收益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美国政府坚持保护农业土地资源的原则，不会轻易征收农民土地。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财产征收，惟有因公共福利，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
无庸讳言，被征收的土地由于改变了原来的用途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会产生增值现象。合理补偿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是，获得补偿后能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与征地前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被征地者经过补偿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尼尔·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要》，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页。随后，督察员向国务大臣递交报告，由国务大臣确认此项目是否适用《强制征购土地法》。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加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属于村委会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事项，所以村委会与其成员间分配土地补偿费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11]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群体，浙江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确保社会公平着眼，着力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让他们共享改革成果。
在政府本身是用地人而没有征地受益人的情况下，政府承担补偿义务，负责向土地权利人支付征地补偿费，政府就成为实质上的补偿主体。鉴于英国议会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院审查的重点是行政征收权的滥用，而不是议会法律的合宪性。
{2}406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机关是征收程序的最后关口，它以个案审理的方式审查有关征地立法的合法性，解决行政机关和被征地人在征收及其补偿问题上的争议，力图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实现监督、制约行政征收权的目的。如果无法找到土地的所有者，则必须在所征土地的明显之处立上征地通告的标示。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土地为国家征收，但有时国家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土地，而是用地人直接占有和使用这些土地，因此，土地补偿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并不是国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规划法案要在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使其获得地方法规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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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幅图中，垂直的双向箭头代表着私有财产权在全有与全无间的转换状态。
在美国，是否征收和如何补偿的决议通常是由地方议会决定的。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包括40多个民族，其中聚居民族有13个，另外在相当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中主体民族占该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实际上并未超过半数。
[2]参见李顺江、孙德显：《论行政公诉制度》，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赵大光，单位为最高人民法院。